1976年1月8日，一个令人哀痛的时刻降临，在这一天，我们深爱的周恩来总理永远离我们而去。

周恩来总理，作为我国近代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以及新中国的奠基人，其逝世无疑给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在周总理逝世之际，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周启才受命负责起草总理的讣告与悼词。然而，关于谁将负责发表悼词，一时间却引发了激烈的讨论与争议。

总理的离世大约一个时辰之后，汪东兴拨通了周启才的电话，命其携带着讣告及悼词的草稿，前往中南海，与中央办公厅的李鑫共同对文稿进行修订。

之所以匆忙行事，乃因当日下午政治局会议的首要议程，便是商讨讣告的细节。

午后三点整，政治局会议照常召开，会议由邓小平同志亲自主持，与会人员包括治丧办公室的各位成员，以及周启才、江青、张春桥等同志。

会议伊始，周启才便将讣告的复印本逐一分发给在场的每一位与会者。

随后，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治丧委员会成员的名单、遗体告别仪式的安排、吊唁活动的筹备，以及追悼大会的具体方案等内容。

然而，鉴于当时那种特殊而复杂的环境，这一系列活动的推进并非一帆风顺。

在会议中，谈及总理的丧事安排时，江青、姚文元等一众人物便竭力降低丧礼的规格，并对治丧办公室所提出的方案与建议进行无端的指责，对其进行了不合理的批评。

例如，当治丧办公室提议邀请李德生、许世友、韦国清、赛福鼎等人赴京参与周总理的遗体告别仪式与追悼大会之际，江青与张春桥便予以严厉指责。

“这究竟是什么意思？难道你们打算将所有京外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也召集到北京吗？”

李、许、韦、赛四位同志均为政治局成员，邀请他们进京出席总理的追悼会，本属合情合理。然而，令人震惊的是，他们竟遭遇“四人帮”的严词斥责，其行为之嚣张，简直令人愤慨至极。

然而，情况并未就此结束。面对治丧办公室提出的吊唁活动安排为五日，人数限定在六万之内的提议，“四人帮”亦表现出了强烈的反对态度，坚决要求将活动时间缩短至三天，并将参与人数控制在四万以内。

在1月12日的下午3时，政治局会议正式拉开帷幕，议题聚焦于周总理的悼词撰写以及追悼大会的相关事宜。

在会议尚未正式开幕之际，周启才便已将悼词的文稿分发给在场的每一位与会者。

会议伊始，邓小平便主动发声，使得“四人帮”陷入不利境地。邓小平指出：

“总理的悼词文稿已于会前分发给各位，鉴于时间宝贵，会上将不再进行全文朗读。请各位直接就悼词内容提出宝贵意见。”

未待与会同志发言，邓小平便紧接着言道：

“我反复研读了这篇悼词，深感其文辞优美，内容充实……我对这篇悼词表示赞同，认为它非常适合使用。若各位同仁有关于修改或补充的建议，请不吝赐教。”

在邓小平先生发表讲话之后，叶剑英元帅、李先念同志以及汪东兴同志等领导同志亦相继发声，他们均无异议，一致赞同采用这篇悼词。

然而，江青及其同伙对此持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他们不仅公开发表了反对之音，更是对周总理展开了无端的攻击和诽谤，意图玷污周恩来总理崇高的形象及其卓越的功绩。

当然，周恩来总理为国家、人民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乃人所共见，绝非个别言论的轻率贬低所能轻易抹去的。

在会议现场，姚文元与张春桥不时地附和，然而，其他与会者却缄口不言。

在本轮政治局会议中，亦深入探讨了一项关键议题，其核心为——谁应为周总理致悼词？

悼词的演讲者，理应选自党政军界的核心成员，邓小平与叶剑英两位均堪称此任。

起初，有人建议由邓小平发表悼词，然而这一提议遭到了“四人帮”的坚决抵制，江青则主张由王洪文来致悼词。

王洪文虽属江青集团一员，然而对于此事，他自知资历尚浅，不足以胜任。张春桥亦认为王洪文不足以担当此重任，因此他建议请叶剑英元帅致悼词，此举实则是对邓小平的不支持。

叶剑英拒绝道：

“无论是就规格而言，还是从资历考量，小平同志致以总理的悼词最为适宜。我建议由小平同志亲自为总理献上悼词！”

与会者对叶帅的倡议均表示赞同，一致支持由邓小平同志为周恩来总理献上悼词。

在这种境遇下，江青、姚文元等人的沉默自是理所当然！

1月15日的午后三点，一场规模宏大的周总理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庄重召开，与会者多达五千人。

在追悼仪式上，邓小平面容凝重，以低沉而哀戚的嗓音郑重宣读悼词，以深切缅怀深受人民爱戴的周恩来总理。